2020年5月底，山东某市下的一个村子，生于1995年的张广义正窝在家里的沙发上，拿着手机刷国产电视剧。不知不觉看了一个多小时，张广义忽然想起，他今天还要和在江苏老家的妻子“聊”几句的。“你在哪？”“孩子还想见不见了？”
张广义已经猜到妻子不会回复，发完消息便打开了手机游戏。一岁多的儿子正在隔壁的房间里被母亲照顾着。
“就好像你没病似的”
2018年11月，张广义自己都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了，他结婚了。是母亲把自己和妻子的八字拿去给隔壁村里的命婆看过，命婆说那一天好。
张广义和妻子提前一周从广州回来。连婚纱都是在广州租好带回来的。在这个身高172厘米、四肢精瘦、肚子却圆滚滚的小伙子看来，“花这么多钱还不如买个婚纱了。”妻子不但在山东办了一次婚礼，在她的江苏老家也办了一次。穿的都是这身婚纱。
按照当地风俗，外地的女孩嫁到村里来，要雇一辆车，把前一天在镇上旅店住的女孩接到村里来，算是过门。张家出钱，588块一晚，镇上最好的酒店。可当天晚上，妻子就打电话给张广义，“我的糖忘带了（糖是艾滋病感染者对于药物的昵称）。”
张广义不太想管，“你自己粗心。就少吃一晚呗。”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张广义也刚吃完“糖”，再加上他也没办法给她送药，“没有车，也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共享单车，到镇上开车要四十分钟。”
见张广义不理，妻子撂下狠话，“那我打车回去。”张广义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不想闹僵，“你别进村里了，被看见不好。我记得你也是替拉依，我拿一天的量给你，回头你再还我。你跟司机说，到村头马路拐弯的地方等我，那里有个木头的电线杆子。”
第二天早上九点五十八分，张家的院子口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张广义穿着深蓝色的西服，扎着红领带，妻子穿着白婚纱、红色高跟鞋。主持人是村长，“广义这个孩子，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婚宴到中午才散，一共八桌。五桌摆在张家的院子里，很挤。母亲连家门口那块不大的平地都打扫出来，挤进了三桌。喜宴的锅碗瓢盆还没收拾，妻子就说头晕，还对张广义的母亲说，这是她这两年来打工太辛苦落下的毛病。
回到卧室，张广义嗤笑了一下，“你可真会说，还打工落下的毛病。还不是吃了药的副作用。”“就好像你没病似的。”妻子慢悠悠地说。
张广义和妻子都是艾滋感染者。可张广义至今也没问过她，究竟是怎么感染的。就像妻子也没开口问他一样。
“没那个想法”
2017年6月，张广义在深圳的“老乡”刚结婚一个多月，也是和女感染者。“觉得不太好。”“老乡”对张广义说，“一开始也没谈好要不要孩子，现在就有点尴尬。”
张广义来广州前，在深圳打工。他和“老乡”都是流水线工人。张广义和“老乡”是通过同志交友软件认识的。两人都在同一个园区，断断续续聊了一个多月，这才见面。
“不是厂区太大，也不是人太多。就是因为我们在流水线上工作。”张广义所在工厂一共有六栋宿舍楼。高的有二十层，矮的也有十五层，六栋宿舍楼围着四块篮球场。一间宿舍住六个人。
流水线上的工作是两班倒。早班从早八点到晚八点，晚班正好反过来。一日三餐免费。早上七点，到食堂，一碗粥，两个馒头，一个鸡蛋，一碟咸菜。午餐和晚餐则是一荤一素、四两米饭。夜班的话，还额外有与早餐一样的夜宵。
看似定时定量，没有一日三餐的后顾之忧，实则生活单调划一，压力在无形中累积。这里的工人来自天南海北，宿舍也是随机搭配，每隔几个月还会更换宿舍，室友间都很少交流。“下了班，脑子都是木的。回到宿舍，看一会手机就睡了。哪有什么力气谈恋爱。”不仅张广义，“老乡”等同性恋们都是这样。
一个厂差不多两万人。打开同志交友软件，显示距离在几百米内的将近百人。而真正可以见面的，少之又少。“不是怕见面尴尬，而是没那个想法。”对于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与其有谈恋爱的心力，不如单纯发泄生理需求更为实际。
“老乡”和张广义互加微信后，又在当地的艾滋病病友互助群里发现了彼此的身影。“我们都不会问别人怎么感染的。还能怎么感染的？”这似乎是很多同性恋艾滋感染者之间不去触摸的一块“禁地”。
谈起结婚，是在“老乡”离开了这家工厂后，“老乡”问他要不要换份工作，工作时间一样，也管饭，但工资从每个月四千七百元，涨到五千元。
多的几百块钱对张广义没有吸引力。他的上药时间是夜里十点半。为了上药，他要用掉一次休息机会，而这样的机会每晚只有三次。一次休息是十分钟，流水线工人可以从车间走出来，去放水杯的地方，在上百个水杯中找到自己的，喝点热水，活动一下身体或者上个厕所。张广义却要用这个时间吃“糖”。更难熬的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药物的副作用带来的头晕。
“结婚的话，可以回家生孩子，不用再出来了。”“老乡”的这句话，让张广义一直灰暗的眼前，出现了一只色彩斑斓的“泡泡”，眼见那泡泡晶莹剔透，越飞越高。
盯着租来的白婚纱
张广义被“老乡”拽入微信群时，初以为是深圳本地的群。进来之后才发现，有男有女、地域各不相同。短暂迟疑了一瞬，他很快接受了这个“现状”，“万一找了个女老乡，被她知道我喜欢男人，闹起来大家都不好看。深圳本来就是移民城市，这样也好。”
病友群是张广义每天都要看的。药物信息、取药通知之类的，病友群里会不定时发出来。但闲聊基本上没有。“这个群特别热闹。”张广义每天都会被群里上百条的消息打断休息，索性设置了“消息免打扰”。“老乡”提醒他，群里的女人不一定都是真女人，要多注意。“而且群里的女人不一定都是想结婚的。”
张广义当然知道，跨性别女人在沿海城市并不罕见，这里经济发达，人的很多需求都被摆到了台面上。跨性别女人在直男眼里，有时比真女人更加风情万种。然而他也听说，跨性别女人其实“瞧不上”同性恋男人，“她们‘做’了那么多，不就为了直男嘛！”
难道那些直女真的不知道这个群里的男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喜欢同性的吗？难道群里的男人不知道这里大部分女人之前是做什么的吗？大家也都不说。
如果不是“老乡”提醒张广义，他更愿意每天躺在宿舍的床上，拿着手机刷剧，而不是结婚。偶尔几次被“老乡”叫去厂区外的小吃店，他总是懒洋洋地拒绝。“老乡”以为他舍不得花钱，“我请你。两个人可以多点两份菜。”张广义也不回避，直截了当地拒绝，“我就是懒。”
2018年4月，“老乡”回老家呆了几天。回来时，对张广义说，他离婚了。“为啥？”下了夜班的张广义看到这条信息，已经是第二天早上。“老乡”回复时，张广义又上夜班了，“因为没有孩子。”
张广义不知道怎么回复，索性沉默了。
张广义对于婚姻没有设想，最初也是妻子先加了他的微信，“我打算结婚，家里催得太紧。”她开门见山。如果不是婚前断断续续同居了五六天，张广义都不知道妻子和自己吃着一样的免费药物组合。
2018年6月，张广义和妻子第一次见面。为了这次见面，张广义请了两天假，从深圳坐火车去了妻子打工的广州。那是他第一次到广州。妻子在她工作的饭店旁边定了个连锁酒店，两人住了一晚。可惜，彼此都不太满意。
张广义觉得妻子太胖了，长得也不好看。妻子则觉得张广义“没劲”。其实那是张广义第一次碰女人，他特意买了一粒近百元的“小蓝片”。
坐上返回深圳的高铁时，张广义没有对这段关系抱有希望。就仿佛吃了顿没什么味道的饭，“感染以后，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轻飘飘的沉重，是他对生活最大的感觉。
当妻子发来信息，希望进一步接触时，已经是一个多月后。张广义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妻子会愿意和自己结婚？“老乡”说，很多女感染者对男人都是又爱又恨的。张广义在妻子眼里，虽然并不是最想要的那种人，但可能是带来伤害最少的。
2018年的“十一”假期，张广义和妻子在深圳见面。那是第二次见面。1997年出生的妻子和张广义走在深圳充满现代化味道的宽敞马路上，两侧都是高楼大厦。两人隔着半米的距离。他们从来都没有恋爱的感觉，“就是奔着结婚生孩子去的。”张广义说的非常坦然。
张广义跟着妻子来到江苏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子，路过一片矮山时，妻子说了一句话，“我上小学时经常在那里摘花。”这是妻子第一次在张广义面前提到过往。张广义顺着妻子的目光望过去，那片山坡上开着一大片黄黄白白的野花。盯着看了几分钟，张广义有点心酸。他很久没心酸了。他不喜欢这样的感觉，显得自己太脆弱。
第一次到妻子家，就是办婚礼。第一次见到妻子的父母，张广义的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他盯着妻子那件租来的白婚纱，心里一片恍惚，觉得这道具似乎不太对。
到村里的几个长辈面前敬了酒，接下来是妻子的亲戚和父母的朋友。张广义没有看到妻子的同学朋友。敬了一圈酒，妻子娘家不知道从哪里请来的三人乐队开始嘻嘻哈哈地唱歌。张广义趁着闹，紧着咽下几口饭。
妻子的父亲开口问，“儿啊，你给我的女儿多少彩礼？”张广义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忽然问出这个。“儿啊，没有彩礼，你这是骗婚的。”那苍老的男人说话慢悠悠的。身边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站起来。张广义只攒了两万块钱，此时都交了出来。
要个孩子
张广义和妻子还是辞职了。这是两人在一年多的婚姻中唯一商量的一次，“抓紧时间要个孩子。”
男女双方都是艾滋感染者，想要个健康的孩子不容易。何况张广义还跟妻子在老家，从医疗条件来看，难上加难。张广义坚持要妻子到深圳来，他租了间房，在郊区，一个月才八百块。
钱，是这对夫妻最难的事。无论房租、饮食费用，还是洗精、母婴阻断，都是一笔笔真金白银。对年龄还不到25岁的这对儿夫妻来说，不要说几个月内就要花掉的数万元费用，就是两个人想添件衣服，都要前思后想。
妻子对张广义发火，是因为他对生活的那种“轻飘飘”的态度。“我没钱了，我要吃药。”妻子边洗碗边说。按理说，张广义每个月四千多的收入，刨除日常开销，攒下来两千块钱不成问题。可他们还是口袋空空。他自己都说不清钱花到了哪里。
“老乡”说张广义谈了一个异地男朋友，应该是花了不少钱，“艾滋感染者谈朋友很难的。开头难，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中间也难，不知道怎么维持，只能给对方花钱。”
张广义是一个话很少的人。哪怕跟家里要钱。果不其然，父母也颇为不满，“你结婚了，也算是有家了。”爸妈的意思很明白。张广义也没犹豫，“我得病了，怕传染给老婆孩子。要花钱治病。”
父母一听说儿子病了，着了急，“啥病？”“没啥病。你们不用操心，给我两万块钱就行。”张广义和家里僵持着。过了两天，妻子再次不高兴，“你到底想不想生这个孩子？不想我就打了。”这句话让张广义跟家里说了实话，“艾滋病，知道不？要一直吃药的那种。”
当天下午，两万块钱就到了张广义的支付宝账户上。半个月后，妻子怀孕了。但没有医生敢给下定论，孩子一定是健康的。
2019年起，妻子住在张广义的父母家。每个月，张广义会把母婴阻断的药物快递回去。显然，张广义的母亲并不喜欢这位儿媳妇，很多次和儿子抱怨，“她太懒了。整天什么都不做，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劝她少看手机，对孩子不好。她不但不听，还掉脸子给我看。”
张广义去了“老乡”介绍的流水线，每个月多三五百块钱，工作强度也大了些。他很烦母亲的抱怨，“现在九零后不都这样？”母亲忍气吞声，“为了肚子里的孙子。”“你咋知道就一定是孙子？”张广义听出了母亲话里的满意。
张广义是不肯回山东老家的，正如妻子不肯在怀孕时回江苏老家一样。怕麻烦，怕让自己觉得麻烦，也怕让别人感觉麻烦。
2019年8月，张广义当了爸爸。他连朋友圈都没发。准确地说，妻子在镇上准备生产时，被发现是艾滋感染者后，医院要求她去市里的传染病院。张广义从没有和父母就这段事情深谈过。事后，母亲对张广义说，幸亏去了市里，孩子出生后还要至少一周的阻断治疗。而妻子的恢复还算理想。只是大部分照料新生儿的担子落在了母亲身上。
一个健康的孩子的到来，对张广义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同样负担骤然也大了许多。
张广义跟妻子视频时说，他要工作、多赚些钱，暂时回不去。妻子对他说，坐月子肯定是没办法干家务的。张广义和母亲说了。他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对不起妻子，但毕竟各取所需，妻子也不过是向往稳定舒适的家庭生活。
张广义的母亲到底无法忍受儿媳妇的好吃懒做。到了2019年12月底，孩子满百天，母亲亲自打电话给张广义，要他无论如何都回来一趟。张广义这才请了假，带了三千块钱回来。
张广义很后悔自己“听话”地回来了。到家之后，要面对母亲和妻子之间的冷战。起源不过是日常的做饭做菜、打扫卫生。妻子和张广义一样，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只有孩子哭闹时，会帮着抱一抱、哄一哄。这让张广义的母亲十分不痛快，时不时摔摔打打，但这根本不可能撼动妻子的态度。
没有争吵，安静的气氛中透出寻常日子的不愉快，尖锐得像一把刀。这个家里，没有因为多了孩子而多了幸福，反倒因为多了孩子而多了不快、对立和不和谐。被母亲无法接受的懒惰、被妻子无法接受的冷言冷语、被张广义无法接受的压力，在这个家庭中摇来荡去。
终于，妻子平静地对张广义说，“我想回家。”
2019年12月，妻子默默地抱了很久孩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子。张广义的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其实只是烧着开水。张广义去送妻子，那句“你舍得孩子吗？”到底没问出口。
张广义的母亲曾说，“只要把孙子留下，宁肯养这个懒婆娘。就不信她一辈子不挪窝。”
“你将来要养他”
2020年的疫情，席卷的不仅是中华大地，还有人对于活着这件事的思考。从1月底到3月底，张广义在家里躺着玩手机的这段时间，妻子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单方面的没有回应。”无论给她发多少消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没有回复。
母亲察觉出些许不对，抱着孙子，嘴上不肯饶人，“她也不下奶，人又胖，还懒。”母亲特意回避了艾滋病这件事，“等小娃一岁，还是要去检查一下。我这心里头哟……”张广义翻了个身，这个动作表示他不高兴了。
才五十出头的母亲还有一把子力气，也有一把子悲伤，“你这样，以后咋办？我孙子咋办？”张广义不耐烦起来，“她好歹也是你孙子的妈，你怕啥！”吼完一嗓子，张广义觉得自己很没用。
为什么要结婚？因为别人都结婚了？因为他也想试试“正常人”的生活？因为那个小不点儿的渺茫的希望？
张广义不知道做什么，每天就是刷剧和打游戏。可以听不见，装作听不见。他偶尔会抱抱孩子，却总担心伤了他。张广义喜欢在母亲做饭、父亲出门的时候，坐在儿子的对面。他想不出要说什么，“我本来也不太会说话，就看着他，真好玩。”
2020年4月，张广义到底收到了妻子的最后通牒，“离了吧！我要跟别人去海南打工了。”张广义没有反问，这在他看来是早晚的事，在同志圈子里他习惯了这样的分分合合。
母亲不乐意，“她想离就离？你去把她抓回来。”“我们俩连结婚证都没领。”张广义反驳。“那咋啦？办了婚礼，就是结婚了。”母亲不满意。张广义也不满意，“你们之前在镇里生孩子，她有艾滋病的事，早就传得人人都知道。离了不是正好。”母亲听儿子这样讲，也沉默了。
过了一会，母亲抱着孩子过来，语气里带着命令，“你早点回去工作吧！这孩子到底是你的，你将来要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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