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卫生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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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艾滋病日期间，许多人都在考虑HIV自我检测的未来。新西兰艾滋病基金会宣布，他们将安装“智能自动售货机”，分发HIV自我检测试剂盒。加拿大批准使用该国第一个HIV自我检测试剂盒，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分发6万个免费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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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政府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优先进行HIV自我检测。然而，一些专家担心，这种向自我检测的转变将阻止同性恋、双性恋男性和跨性别者获取医疗服务。虽然自我检测更具成本效益，但对于那些不能泄露隐私的人来说，检测中心已经成为向他们提供检测、治疗、社会支持和其他护理服务的 “一站式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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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护理护士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Nurses In AIDS Care)上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为什么中国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拒绝使用HIV自我检测试剂盒，尽管中国努力让这些试剂盒变得更易获取。研究人员指出了受访男性共有的几个障碍，包括害怕假检测，害怕被揭露为同性恋，以及担心如果他们通过自我检测发现自己阳性，他们将无处寻求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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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艾滋病医学》(HIV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乌克兰，由非政府组织支持的男同性恋者，以及其他男男性性行为者，比其他男性有更好的艾滋病相关效果。非政府组织向他们提供避孕套、教育和HIV检测，并能够为HIV阳性男子匹配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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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年度战略会议召开之前，世卫组织主管HIV/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病的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副执行主任香农·哈德（Shannon Hader）发表了一篇新的评论文章，认为心理健康必须成为全球应对HIV和结核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呼吁制定一项定义明确、资金充足的战略，以解决HIV和结核病护理各个阶段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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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Network）上的一项新研究探索了中国青年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gender non-conforming）的广泛存在和心理健康状况。正如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一样，这些年轻人的抑郁、自残和自杀倾向明显高于他们的顺性同龄人。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研究人员掌握了青少年出生时的性别和性别认同的详细信息，从而可以更深入地评估不同的性别少数群体。在回应中国这项研究的文章中，专家们讨论了为什么这些信息如此关键，但在心理健康研究中却经常被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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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那些怀疑、不确定或正在探索性身份的年轻人的特殊视角来研究心理健康。研究人员发现，与其他LGBQ青年相比，当怀疑者也被认定为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或非性别常规者时，其自杀率比其他LGBQ青年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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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地区的许多研究发现，与异性恋同龄人相比，非异性恋青年有明显更高的自杀念头或行为。《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自杀是否“已经成为LGB青少年的一种公认的、甚至是意料之中的重压；以及自杀行为被写在了‘作为性少数者意味着什么’的‘剧本‘中”。一系列研究发现，意大利的大学适龄青年中LGB青年更容易接受自杀行为，对自杀未遂的人也更有同情心。他们建议，对于LGB青少年来说，需要新的自杀预防策略。
恐惧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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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性别阵亡将士纪念日(11月20日)之前，“跨性别谋杀监测”研究项目公布了过去12个月中已知的跨性别者和其他多样化性别的人被谋杀的数据。尽管该项目指出，世界各地的许多死亡事件都没有上报或者对于性别的报告不准确，但该项目发现，所有上报的谋杀案中有82%发生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巴西、墨西哥和美国。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宣布，自1月份以来，美国至少有34起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的暴力死亡事件，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人权运动的托里·库珀(Tori Cooper)指出，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受害者的数量也在攀升：
“我们都得问问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来结束这种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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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种族、平等和人权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新的深度报告——《看不见的颜色：巴西黑人LGBTI的人权状况》。这份报告“不是简单地把种族当作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一个镜头，透过这个镜头，我们得以观察对黑人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些等级机制”。由于关于巴西黑人LGBTI的具体数据很少，该报告采用了从公民社会、学术研究、政府机构以及与社区和活动团体的会谈中获取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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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警方突击搜查了18名跨性别女子的住所，并以“疫情防控措施”和提供卖淫场所为由将她们拘留。第二天早上，这些女子被释放。当地LGBTI+组织SPoD谴责警方在半夜行为不端。SPoD的律师评论说：
“疫情期间的突击搜查、在警察局长达数小时的等待是违反人权的……难道你们非得在半夜把那些连嫌疑人都不算的人，那些你们要质询的人，从家里‘集体’拘留吗？夜间突击搜查，而不是在白天拜访，意味着将跨性别女性和她们生活的地方认定为有罪。”
转变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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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运动和LGBT+权利运动之间团结互助的重要性，波兰活动家、Lambda Szczecin董事会主席莫妮卡·蒂奇(Monika Tichy)写道（她称这两个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女性的暴力，包括立法上的暴力，以及对同性恋者的仇恨，都是大男子主义这剂剧毒的表现，它毒害我们的文明，并在进化上使其返回到丛林时代，在那里每个男性都想成为阿尔法（领袖），而决定对错的是尖牙和爪子，而不是理性和良知。” -
在土耳其，Kaos GL协会和“女性为女性人权”协会正在共同努力，鼓励女权主义者和LGBTI+活动人士携起手来，反对该地区右翼保守派的攻击。在其近期的研讨会上，记者和活动人士齐聚一堂，研究在Diyanet(州宗教事务部门)举行的针对LGBTI+人群、HIV感染者和有过婚外情的女性的布道后，媒体对LGBTI+人群的负面报道是如何显著增加的。来自博茨瓦纳的杜密（Dumi）是一名活动家，同时也是非洲酷儿青年倡议（the African Queer Youth Initiative）的成员，他在播客“酷儿之声”中谈到了作为一名基层组织者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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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GA World将主办一场由公民社会、企业、工会和人权专家参加的小组讨论，讨论联合国消除LGBTI歧视行为标准是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场所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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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LGBTQI青年倡导组织“年轻人的声音也重要”(Young Voices Count)宣布了其“燃烧吧！赋能资金”（“Ignite! Empowerment Grants”）的新一批获得者名单，获得者为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由年轻人所领导的LGBTQI团体。
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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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健康杂志》（Th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发表了一篇新的系统性文献综述，回顾了三十年来美国学校全面性教育。研究人员指出了优质教育如何改善了除怀孕和性传播感染外的各种健康结果。作者进一步指出了从小开始性教育的重要性：
“与其他课程一样，在早期打下基础、逐步有序提供与身心发展相适应的学习和教学内容，是支撑性健康相关知识、态度和技能长期发展的关键。” -
OpenDemocracy的一项新调查发现，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组织国际家庭观察(FWI)在其每年的“培训”项目中，一直在“指导”非洲各地的政治家、宗教和民间领袖反对全面性教育（CSE），这种指导持续了至少十年。通过FWI的网站“停止全面性教育”，该组织瞄准了10个非洲国家，并提供用来反对全面性教育的工具，他们声称这样的教育无异于“堕胎、滥交和LGBT权利教育”。在南非，像FWI这样的组织传播的歪曲信息谬误连篇，以至于教育部发布了一份课程说明书来批驳这些说法。OpenDemocracy采访了来自乌干达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拜安伊玛(Winnie Byanyima)，谈到了高质量的全面性教育如何为年轻人赋能：
“全面性教育是受教育权和健康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是选修内容，没有妥协的余地。” -
中国修订了法律，要求学校为所有儿童提供适龄性教育。然而，在Viola Zhou在《南华早报》撰文指出，政府还没有发布任何实施全国性课程的计划，法律只提到了防止性虐待。当地教育专家表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教师相关知识的匮乏，可能会使建立一门全面、全纳的课程充满挑战。在最近的美国大选中，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赞成强制推行全面性教育，学校必须根据该州的标准提供适龄信息。华盛顿是第一个将性教育付诸票决的州。在美国，包括禁欲、HIV和性同意等信息的课程因州而异。此外，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一项报告发现，有六个州要求只能从负面的角度来讨论非异性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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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莉卡·贾勒特(Anjelica Jarrett)为路透社撰文，调研了日本大学是如何在接纳跨性别者方面居于领先的。在孟加拉国，艾哈迈德·菲尔道斯·巴里·乔杜里基金会(Ahmad Firdaus Bari ChoudhuryFoundation)开设了该国第一所面向跨性别者和第三性学生的伊斯兰学校。与此同时，在10多年前创立了印尼第一所面向跨性别女性的伊斯兰寄宿学校的辛塔·拉特里(Shinta Ratri)，谈到了新冠疫情对这所学校的影响。
体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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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平等中心（the Equality Hub）推出了一项新的流媒体服务“EhTV Network”，展示尼日利亚制作的优质LGBTQ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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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泰国变装皇后秀》的获胜者Aunchalee Pokinwuttipob接受了ChalineeThirasupa的采访，谈到了该国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以及抗议活动如何为LGBT人群提供了争取更大自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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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卫报》撰写的文章中，伊莎贝尔·克里格（ Isabelle Kliger）研究了长期以来，变装表演者是如何在活动人士的各种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她与变装艺术家谈论了电视如何为他们扩大了知名度，并增加了他们表达观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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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们来了》讲述了一群变装艺术家的故事，包括变装皇后鲍勃、尤里卡·奥哈拉和香格拉·拉奎法·瓦德尔，他们前往美国乡村小镇与当地居民交谈，并与当地人一起表演变装秀。正如评论家玛丽·伊丽莎白·威廉姆斯所描述的那样，在闪亮的表面之下，这部纪录片表明，当一个群体尊重自己的成员，当一个人选择的家庭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爱他们时，进步就不会停止：
“毕竟，如果所有被边缘化的群体都等到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安全了，一切都好了才庆祝，我们就不会有派对了。即使不是每个人都想来，但当每个人的到来都受到欢迎的时候，奇迹仍然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