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8日，瑞士联邦议会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同时修订的一系列条款也有利于LGBT+群体获得更为平等的权利。
瑞士早在1942年修法，将同性性行为去罪化，基于其永久中立国的地位，瑞士一度成为西欧酷儿们的乐园，和一到泼水节就有成批成批的飞机载着同志飞往泰国一样，50年代汉莎航空从法兰克福飞往苏黎世的定期航班被成为酷儿快线，他们周五的晚上来到苏黎世，经历“自由而轻松”的周末后，于星期天返回法兰克福。
1992年，瑞士再次修法把性同意年龄调整到16岁，同时取消了针对LGBT+群体的军队服役禁令，之后瑞士的平权进程前进得十分缓慢，由于多语言、多民族、多信仰的特点，瑞士的行政效率变得拉垮不堪，而瑞士国民又一贯反对自己的国家国际化，甚至在2002年之前瑞士一直没有加入联合国。
瑞士政府在平权议题上干脆就拖着，最终的结果就是在2005年，瑞士全民公投就是否给予同性伴侣以民事伴侣关系，尽管最终法案通过，但仍有42%的民众反对，瑞士人民党、福音人民党和一些宗教团体反对引入民事伴侣关系，因为他们希望（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可以在社会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但在今年2月，同志组织“粉红十字”（Pink Cross）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已有超过80%的瑞士人支持同性婚姻。
民事伴侣依旧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法案没有触及到LGBT+群体关心的核心利益，比如女同性恋者是否有权获得辅助生育服务的问题。2013年，维罗妮卡和女友朱莉打算要一个属于她们的孩子，然而瑞士只有异性夫妇才可以接受医疗辅助生育(PMA)服务，她们只能远赴英国。人工受精成功后，她们很快有了一个女儿，但问题随之又来了，瑞士法律不承认她们之间“三口之家”的关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收养”关系只适用于异性伴侣。
直到2017年底，维罗妮卡，也就是孩子的生母，才拥有了法律认可的家长身份。2018年1月1日，收养法修订版生效后，同性恋者也终于可以收养自己伴侣的子女。而朱莉为了也当上“法律承认的母亲”，则必须提交领养申请，但这远不是简单的行政手续而已。首先，法律对此规定了一些前提条件：伴侣要至少共同生活满3年，孩子要年满1周岁。
瑞士各州、各语言区的领养程序都有所不同。先要准备齐全众多文件，尤其是无犯罪记录、检察院证明、税收账目副本、健康证明和详尽的个人履历。之后，当局还会进行家庭社会调查，包括一次家访以及对(6岁以上)子女的谈话。申请家庭还必须掏腰包，缴付大约1000瑞郎的手续费。在某些德语州，领养费用高达3500多瑞郎。（1瑞郎约合7.4人民币）
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是针对跨性别人群的。
1996年，Stefanie正式接手父母的农庄，并梦想着将其改造成生态农业，可惜却缺少必要的资金。为了赚钱，她又找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木材厂打工。
她试图从对其他女人的热情上找到自己的性别定位。“我爱得很快，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但这并不是爱，我在这些女人身上看到了完美”。她是一名跨性别者，为了赶走成为女人的想法，她特意强调自己男性的一面，从想法到语言、再到行为。“我喝很多酒，但还没有成为酒鬼。我竭尽所能，为了成为一个男人”。
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绝望，2007年，她决定借助网络论坛结识其他的变性人，但她依然要作为男人生活，因为害怕失去一切。直到有一天，在她业余打工的工厂里，她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最后的一根稻草也压下来了。震惊之余，她梦想着暴毙：“去死吧，没有关系，但我不想死的时候还是个男人”。
在人生走向48岁的一刻，Stefanie最终决定迈出改变的一步，她要成为女人。
在之前的瑞士，如果想更改性别，瑞士法院会要求变性人出示变性术和不育的证明。这基于1993年联邦法院的裁决。最近几年，有的法院已就此作出了调整，有的则依然要求出示外科手术、不育的证明，或者/以及精神病科的证明，而类似的司法实践，在德、法、意大利等国均已取消。
这些政策上的缺位使得瑞士招致了来自不同国际组织的指责。人权理事会也在普遍定期审议(EPU)框架内，针对瑞士在同性恋层面仍具有歧视性或不平等的法律条款提出了批评。
直到本月的法案通过，这一切都变得迎刃而解了。同性伴侣可以登记结婚；异国伴侣可以登记入籍；女同性恋伴侣还可以在国内接受辅助生育服务。
2020年2月9日，瑞士通过了一项旨在保护同性恋和双性恋人士免受歧视和仇恨性言论的法律。这一立法修订之举将瑞士“对LGBT+群体的友善度”的排名提振至第23位(英)。而瑞士在这一方面的平等率仅为36％，仍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的48％(英)。
今日，联邦院的决定被视为一项可喜的进步，受到了国际层面欢迎。国际捍卫性少数群体权利协会(ILGA-Europe)负责组织宣传活动的负责人Katrin Hugendubel评论称：“这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在瑞士，LGBTIQ群体朝着和所有人一样享有家庭权利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