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几个单身拉拉，买得起生孩子的权利？

哪些研究者最终走上花路？

先来一睹评奖结果：

第一名：29助力值

“同”为人母：

当代中国拉拉的跨国生育成家实践

第二名：25助力值

液态的爱？

从驯化的视角初探男同志交友软件的

自我呈现与互动实践

第三名：14助力值

在日中国LGBT身份流动与认知：

从传统文化、跨国主义与线上媒体分析

*奖金共2330.34元（扣除平台手续费），已按助力值比例29:25:14向前三名发放。助力规则：六场学术舞台全部结束后，每位大众评审最多可pick三个欣赏的研究。一个pick将为该研究+1个助力值。

错过时间？有时差？没来得及报名？无妨，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最最最详细的内容干货，本篇呈现的是第二天第一名出道的研究，一起来看～

发言人：

momo（钟馨乐，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哲学硕士）

“跨国单身生育实践，

实际上并非一种个人化的自由选择。”

上图中的主人公叫叶海洋，ta今年32岁，是广州一家化妆品公司的CEO。去年5月，一则和ta有关的纪录片在社交媒体传播开来，随后被澎湃、新京报等媒体转载报道，进入主流视野。在纪录片中，ta亲自讲述了自己花费50万到美国买精生子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我这一生做的所有事情，从来没有一次是不得不，一切都是我的选择”。

选择？这个用词似乎和自由挂钩，似乎意味着单身女性和拉拉在生育上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权。然而有时候，“选择”的话语是非常个体化和去政治化的，进行选择的个体承担了很多不该由其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公众也常常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

叶海洋的生育实践可以被那么多人看见，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如果我们对叶海洋的相关报道进行梳理，会发现“女CEO”“花50万买精生子”“生5国混血儿”“开保时捷”“住别墅”等这样一些词反复出现。毫无疑问，在单身生育在我国仍处于灰色地带的当下，叶海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是ta能够实现单身生育，并让生育行为在公众场域中被呈现和承认的前提。

而即使在叶海洋的案例中，主流媒体的呈现仍然是避重就轻的。ta为什么要花50万去美国生孩子？为什么不能在国内接受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这些单身女性面临的现实制度障碍往往被淡化。与此同时，叶海洋形象上的酷儿性也在故事中被掩盖，ta只可以被主流媒体呈现为一名单身女性，关于ta的酷儿身份，我们无从得知。

从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媒体文本开始，研究试图讨论的是，拉拉跨国生育这样一个看似个人的生育选择是怎样被更大的政治经济脉络所建构的，以及在这样一个宏观情境下，个人的可能和不可能在哪里。那么，有哪些重要的面向呢？

面对生育率连年下降的事实，鼓励生育成为国家的主要议程之一。2016年以来，以全面放开二胎为标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宽。这一变化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单身”生育的制度障碍的确减少了，子女上户口的障碍不复存在，社会抚养费也取消缴纳。生育被鼓吹为一种 “个人自由 ”，甚至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

“单身妈妈”的媒体叙事也出现了有趣的转变——从未婚妈妈杀婴到独立新女性，后者一般都是30岁左右自主成为妈妈的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ta们认为婚姻是一种累赘，生育不需要男性。这都是非常酷的女权实践，但是在主流媒体叙事中，对“我可以在想生的时候生”的生育自由的呈现远远超过对“我拥有不想生的自由”的生育自由的强调。这种新时代单身女性的生育叙事非常契合国家鼓励生育的议程。

但另一方面，生育权的保障又是不平等的。制度是暧昧的，它既不支持、不鼓励，也不明确反对。由于单身妈妈们的生育实践违背了“公序良俗”，传统的生育保障迟迟未向ta们开放，例如，单身女性无法享受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也无法在国内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另外，同性家庭（同性家长双方的抚养权）也不受法律认可与保护。

综合起来，虽然政策和媒体话语有所松动，并且实实在在将单身女性囊括在了剩余动员的目标当中，然而其生育实践又不受到国家的保护，仍然困难重重。即使ta们为国家贡献生育率，也需要为自己的生育行为付出成本，承担风险。  

由于国家保障的缺失，自负成本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在生育市场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计生政策放宽致使生育产业在灰色地带迅速发展。上面两幅图中，左图是研究者在成都做田野时在一栋大楼中看到的俄罗斯试管婴儿广告，在公共场所中看到这则广告意味着其面对的市场非常庞大；右图则是全球最大的精子银行界面，从搜索引擎可以看出，人们能够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标准筛选自己期待的捐精者。

在全球化和生育产业扩张的背景下，以金钱换取服务的自由市场意味着，精子、技术和国家都是可以选择的。定制梦想宝宝，只要支付相应的费用，就拥有绝对的选择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性，但也如学者Spier （2016）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医疗服务体系（a neoliberal model of healthcare）中自负得失与自担风险的特点同样值得纳入考虑。

单身生育的成本是高昂的，它至少包括大量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身体负担，而跨国进一步加剧了生育实践（“自由选择”）的脆弱性。例如，需要向单位请比较长的假期，需要去到陌生的异国环境，需要面对语言的障碍，身体上也不清楚一次努力能否成功受孕。精神上的负担也是沉重的，需要这个“自由的个人”衡量各方，做“最好”的选择。但现实往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果遭遇失败，往往是所有钱打水漂，之后从头再来。

女权运动与LGBT运动的发展极大赋能了拉拉个体，让ta们更有能量面对自己的性取向，部分拉拉不再满足于 “挣扎生存 ”，而是渴望 “繁荣 ”。“繁荣”的核心在于希望组建自己和伴侣的家庭，一个排他的稳定的核心家庭，就像大多数异性恋者一样。

对于一对拉拉伴侣来说，跨国生育确实能够助其解决成家的困难，这种方式帮助个人绕开国内的法律限制，却又不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同时，ta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精子，完全排除生理父亲争夺抚养权的风险，相对安全可靠。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种选择的能力，因为这不仅需要个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需要诸多外在条件：相对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段稳定的伴侣关系，非体制内的、对生育管控不严格、文化不保守的工作环境。而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资本。

当一部分边缘者向主流越升，另一部分边缘者却变得越来越边缘。同理，当组建自己的家日渐成为同志社群的梦想、跨国生育成为组建家庭最理想的选择的时候，另外一些成家实践在社群中却越来越难找到容身之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社群中新的内部鄙视链的生成，比如跨国生育看不起国内做试管的，国内做试管的看不起形婚生子的，出柜的看不起深柜的，形婚的看不起直婚的。而这样一些鄙视链忽略了个体所处的不同的结构性处境，将个人的努力与否、勇敢与否视作形成个人选择权最重要的指标。

在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建构下，拉拉生育变成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实践，甚至一部分社群成员也内化了这个逻辑，下意识地将生育视为全然的个人选择，从而给自己也给ta人施加了很大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拉拉生育的许多成本实际上是异性恋霸权下的制度性歧视的结果。为了得到生育自由，个体必须承担一切成本和风险，为此付出代价。许多看似自由的东西，背后其实是“不得不”，这并不是通过个人能力就可以解决的，而必须通过政治化的方式，推动制度的改变。

大众评审发言：Zheng Hao

（澳大利亚博士在读，酷儿研究 /青年研究）

 请问这篇研究是专注于生育行为本身，比如做出生孩子的决定、出国做手术或者代孕，还是关注ta们生下孩子之后的生活？刚才公演的时候提到生育极度个人化，所以想问一下田野中有没有问到ta们生下孩子之后的情况？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家庭和政府均不承认这样的家庭形式的情况下，受访人有怎样的回应？

研究者回应：momo

我的研究主要关注拉拉女性做生育决定的过程，而不是生育后的情况。但是生育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尤其是拉拉伴侣在计划生育和实施生育的过程里面，已经不得不思考生育后如何安排和照顾的问题。因此，我的研究重心虽然在计划和实践生育的，但也有涉及到一些生育后的照顾的问题。在 ta们生育后的家庭模式如何面对工作环境和原生家庭的问题上，我的田野对象分为体制内和非体制内的私企两种情况。

私企文化没有那么保守，对计划生育管理没有那么严格，是否生孩子和结婚不太影响职场上的晋升或者单位中的工作，不过，如果没有结婚证就不得不放弃生育津贴和保险（也有人通过形婚的方式领取生育津贴）。体制内受访对象多选择形婚，有的人速结速离，也有人较深入合作，比较现实地解决生育上的困难。传统的家庭观念还是先结婚再有孩子，所以大家还是会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形婚来解决面对原生家庭时遇到的困难。

Ta们都会做模糊处理，比如，由于在合法婚内，即使孩子和形婚对象没有血缘关系，也可能面对抢孩子的问题，所以找gay形婚的拉拉为避免这样的问题，可能会选择在生孩子前保密离婚，或者两个离婚的女性生活在一起照顾孩子，以相对委婉的方式和原生家庭达成一种妥协。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生育则是出柜的契机。因为生育能比较好地满足父母对儿孙的期待，所以在承担生育责任之后，ta们是不是同性恋反而问题不大了，因此有的受访者会选择在孩子出生后和家里人出柜。

这次拿到一等奖，谢谢各位小伙伴的喜欢和肯定。

因为我自己在念性别研究的时候也挣扎着，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这次的分享就是对我的田野对象和整个社群的感谢和反馈。因为有大家，我的整个研究才能出来，可以跟大家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